第547章误删电脑文件如何恢复（如何恢复误删文件）

　

以Juan J . Linz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总结转型国家民主巩固的经验与民主崩溃的教训，考察不同宪制形式（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 的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并促成了一场关于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学术争论。

（三）平等权的经济支撑毫无疑问，经济平等权是平等权的基础。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致力于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犯。

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指出，人权不仅是个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而且包括民族和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认识与宪法规定仍存争议，求同存异、探索并最终达成公民基本权利中的一些核心权利的共识，这是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权研究课题。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那么，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哪些是核心权利，实现它们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此为本文所要论证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则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二、怎样确定核心权利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支撑公民权利体系的四大支柱，[1]此处的四个权利约略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核心权利。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问题并未得到理论研究的足够重视，这直接影响了对其体系结构、基本特征等后续问题的深入研究。

中国非常法律所建立的体制，则是专业化大分工基础上的综合统一体制。治理、消除非常状态，最终恢复、维持正常状态，是中国非常法律的终极目标，《突发事件应对法》、《戒严法》等法律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在诉讼法律领域中，《民事诉讼法》第136条和第137条关于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的规定、第十五章第三节关于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案件的规定、第232条和第233条关于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的规定都可以专门适用于非常状态，《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目前尚不存在类似规定。(48)执行机构本身掌握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权力运作具有主动性，反应更为灵活，因此在非常状态下，执行机构基于自身的特性上升为主导机构。

而且不仅仅在中国，世界其他国家的非常法律也是以必要性作为其基本特征和存在根据。但是与此同时，以国务院为首的各级政府也成为推动中国非常法律形成的另一主要力量。

我国传统的突发事件治理方式是事后应付，在SARS危机中付出了惨痛的教训。此外，作为特大型紧急事件，战争需要凝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统一协调的工作量极为繁重，如果等到战争来临之际才进行动员，往往会措手不及。在我国，正是政府及政府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建构了国家的应急体制，预案的地位甚至优先于法律，在实践中发挥着有力的规范作用，被视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18)应当属于中国非常法律的组成部分。(38)相比之下，中国非常法律却是在SARS等各种紧急事件的冲击之下被迫发展的产物，对其基本特征至今尚未概括。

司法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劣势甚至更为突出：它没有专门研究危机问题的机构，而且具有天然的被动性。例如，在1866年著名的米利根案(Ex Parte Milliga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斯(Davis)就直接否认了印第安纳州实施戒严的必要性。其应急专业技能之强，绝不逊色于正规的社会专业应急力量。在原初的意义上，必要是独立于法律的事物。

(20)我国的非常法律体系，是由调整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的法律、法规、应急预案等组成的。(43)应急预案大量存在于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国家。

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4条明文规定：政府一旦发出预警之后，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启动应急预案。各部门联合的方式，是通过议事协调机构这种特殊的组织机构。

迄今为止，针对中国非常法律的研究，主要是一种部门法学的规范研究方式。(32)牛敏主编：《破解——大地震下的司法策略》，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124-147页。第一是国家机构之间的统一，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起来，通过国防动员委员会等组织，调动所有的力量共同应对战争。关于中国非常法律的实践适用问题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调研报告，但总体而言很有限。其中，必要性是非常法律存在的前提。如果法律无法充分调控紧急事件，法治国家的生存将成为严重问题。

在宪法的规定之外，《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和处理规定》（1993年颁行）、《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年颁行）等行政法规还规定了另一种非常状态：应急状态。《国防动员法》、《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的主要规范内容，都属于授权性规定。

授权性和预防性只适用于公法性质的非常法律。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的规定，这种统一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限于公法领域，尤其是宪法和行政法领域。以1999年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为例，该事件发生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公开发出严正声明，表示极大愤慨和最严厉谴责和最强烈谴责。

(2)行为的实践政府和武装力量是法定的应急状态治理主体，在应急状态下成为最主要的治理机构。而汶川大地震之后，截至2008年8月3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各中级法院上报的250件案件，答复立案的55件，仅占22%，绝大多数案件以待研究和待有关部门作出规定后再处理为由暂不受理。如上所述，武装力量在应急状态下几乎处于一个独立的主导地位，这似乎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一个空白。这些法律的很多条文可以在非常状态下继续适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战争状态下，力量的集中是最紧迫的要求，缺乏时间进行平等基础上的协商统一。另外，调解在非常状态下得到了更多的适用，因为其被认为更有利于彻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51)陈斯喜、刘松山：《宪法确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经过》，《人大研究》2001年第3期。在民事法律领域，紧急事件被视为不可抗力的情形之一，而纳入各个民事单行法中。

(15)各地区、各部门也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开展工作。所有这些似乎显示，一种异于常态法律体系的、应对紧急事件的非常法律，已在中国扎根、形成。

中央军委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其涉及国家秘密的军事行为，不以报告工作的方式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关于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方式，尚需留待将来的紧急状态法来规定。改革开放以后，自然灾害、传染病、核事故等传统的和新兴的紧急事件逐渐被纳入法律调控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戒严法》、《国防法》、《安全生产法》等基础性的非常法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

最后，中国非常法律的未来发展还涉及其体系内部各个具体部分的完善问题。不服从的个体行为当然也存在，有时会遭受政府或司法机构的相关惩处。

2003年SARS危机之后，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出现了前述发展趋势。本质上属于严格依据法律制定而成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是法律体系的配套规定。

(53)非常法律是常态法律之外的一类法律，规范的是另一种状态下的国家和社会体制，每一项具体的机制都是非常法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执行主导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机构在非常状态下无所作为，如果缺乏其他国家机构的监督，执行机构独大的特殊现象可能会延续至非常状态结束之后，以致彻底打破正常状态下的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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